历史解密魏晋南北朝与东罗马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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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前面讲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比较混乱。但是实际上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讲，那是一个非常繁荣、非常精彩的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东西方的陆路交通有很大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条道路：

　　一条叫南道，也就是比较南面的一条路。它出阳关(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西南的古董滩附近，因位于玉门关以南，故名“阳关”)，沿着塔里木盆地的南部边缘西行，翻越葱岭(今天的帕米尔高原)，到达身毒。“身毒”这两个字读音还有问题。在古籍当中有过这样的注，说要读成juāndú或者yuándú这样的音。其实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读成shēndú就可以了。所谓的“身毒”大致上是指今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一带。再到大月氏，相当于今天阿富汗那一带。这是南道。

　　中道是出玉门关(位于今甘肃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经过白龙堆(简称“龙堆”，位于新疆天山南部、若羌县以北、罗布泊东北部)、楼兰故城——楼兰故城就是今天新疆罗布泊的西北，沿着孔雀河(也称“饮马河”，位于新疆库尔勒市，是源于博思腾湖的无支流水系)，到达焉耆，再靠着天山的南麓往西走，到达龟兹、疏勒，然后再翻越葱岭，到达波斯、大秦。波斯就是指今天的伊朗这一带，当然不严格对等；大秦是指东罗马帝国那一带。这是中道。南道和中道在魏晋南北朝之前的汉代就已经被开辟了。

　　那么除了南道和中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条新道叫北道。它出玉门关，向西北，横穿大沙漠，经过高昌(大致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东南)，往西到焉耆，然后再和中道会合。这个北道在后来还有发展，成为一条非常重要的道路。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陆上交通除了南道、中道、北道这三条道路，还出现了一条很重要的道路，有的学者把它称为“青海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呢？源于吐谷浑[9]排挤诸羌，占据了今天青海附近的地域。南北朝的时候，一个主要的特点是南北对立、南北分治，所以东晋南朝就要经过吐谷浑，来和西域以及漠北的柔然联系，这样慢慢地就发展出了一条青海道，这条道的走向大致和河西走廊平行。青海道的出现和发展，还有北道的征辟，对东西方的陆路文化交流有很大的助益。在这些道路沿线，人们发现了很多不同的文化遗存，反映了当时陆路交流的繁盛。

　　我们先来看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东罗马的文化交流。有人会说，东罗马不是离我们很遥远吗？即使在今天，在我们的心目当中，罗马都是非常遥远的。虽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到罗马也不是那么容易，尤其在多年前的古代。大家有这个想法和认识非常正常，但是这并不是历史的史实。在魏晋南北朝期间，中国和罗马帝国的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之前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和罗马帝国其实一直有文化交流，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交流发展得更快了。罗马帝国在公元年分裂成东、西两个帝国，西罗马帝国的都城依然在罗马，但西罗马帝国不久后就覆亡了；而东罗马帝国是当时的西方大国，它在极盛的时候，疆域往西抵达意大利半岛，包括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东边和波斯接壤，当然那个时候的波斯是萨珊王朝，而这一时期东罗马帝国和中国的联系比较频繁。

　　北魏曾经迁都洛阳，当时的洛阳城内就有不少东罗马商人。可以这么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城内住的来自东罗马的人，恐怕数量不会比今天洛阳城内居住的来自这一片疆域的外国友人少，可能还会多一点。由于当时的东罗马帝国和波斯萨珊帝国的实力都非常强盛，因而拜占庭的金币(也就是东罗马帝国的金币)和萨珊波斯的银币就成为西亚、中亚一带流通的货币。

　　沿着丝绸之路，这些外国钱币也流入了中国，甚至在部分中国地区流通。这是有证据的，比如在新疆沙漠里边，我们曾经发现过怯卢文[10]的文书，它里边就有记载说，一名胡人用两枚金币和若干枚银币买了一名男性奴隶，用一枚金钱买了非常漂亮的地毯等。在中国境内发现过不少东罗马的遗物，其中最多的就是东罗马的金币，还有它的仿制品——在当时仿制东罗马金币的情况还不少，当然我们不能拿今天的观念去套这个现象，认为它是“伪钞”，因为它是金币，它本身的价值在那里。

　　而在墓葬当中出土的金币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含于死者的口中，还有一种情况是握在死者的掌内。不管这个风俗是不是受西方的影响，反正他们嘴里含的金币和手上握的金币是从外国传来的，或者是仿制外国的，这一点没有问题。

　　有些考古发现揭露出来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事实，简直可以说是匪夷所思。年，在河北赞皇的一座墓里，出土了一枚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时期铸造的金币，还出土了两枚查士丁一世和查士丁尼一世甥舅共治的公元年所铸的金币。而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这个墓葬的主人落葬的时间和金币印制的时间相差居然还不到50年。换句话说，这个金币在东罗马那边铸造了还不到50年的时间，就传到了河北，并且已经落葬了。大家看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东罗马之间的交流多么迅捷和密切!

　　这些金币的出土和发现，很好地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东罗马帝国之间来往的频繁。在我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的金币，很多是公元5世纪到6世纪中期所铸造的，这也证明了当时从西域东来，经由河套地区的北方陆路非常繁荣兴盛。

　　除了东罗马金币，经由北方的几条路线传进来的，还有东罗马风格的玻璃器，制作这些玻璃器的技法非常独特，是磨花技法。由于深受上流社会的喜爱，玻璃器往往作为珍爱之物随葬。在六朝时期的古文献里，很多都提到过玻璃器，比如晋代的郭璞在《玄中记》里就讲，大秦国(东罗马)有五色玻璃，红色最贵。在《世说新语》中，也有很多地方提到玻璃，称玻璃为宝器。豪门大族中，很多家用器皿都是玻璃材质的，比如说有一个贵族洗澡，他的侍女用金澡盆来盛水，琉璃碗盛澡豆。那个时候的人洗澡是用澡豆，他居然用琉璃碗来盛澡豆，在当时人看来这真是奢侈至极呀!又比如帝王如果驾临到臣子家里去吃饭，那么食品当然要讲究，餐具也要讲究，这时就会用到琉璃器。

　　这些琉璃器之所以被认为来自东罗马，不仅因为它们带有鲜明的东罗马风格，还因为通过对它们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发现好多是钠钙玻璃，而钠钙玻璃和东罗马玻璃的基本成分是相同的，这个是更坚实的证据。在中国乃至于今天的韩国出土的一些玻璃器皿，现在的学者都认为，它们很有可能来源于罗马时期的黑海北岸，所以有日本学者提出“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麝香之路”这种概念，甚至有日本学者提出，在中外文化交流当中存在着一条“玻璃之路”。西晋的时候有一位诗人叫潘尼，他还专门为琉璃碗写了一篇《琉璃碗赋》。他的赋是这么说的：“览方贡之彼珍，玮兹碗之独奇。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其由来阻远。”也是在强调它的珍贵与来之不易。

　　当然，传进来的东西肯定不只是金币和玻璃器皿，它们多种多样，我无法一一列举。我就举山西大同出土的三件镏金高足铜杯和一个银碗为例。研究者通过对它们器形和纹饰的研究，明确断定这几件器物带有鲜明的希腊化风格，所以认为它们是地中海东部一带的金属工艺品。这样的金银器皿，当时传进来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年，在甘肃省靖远县北滩乡一家农舍的房基底下，发现了一只东罗马镏金银盘。这个银盘，它的东罗马或者说西方的色彩太明显了，一发现就广受学者的 　　古代“大夏”大致的地域在今天阿富汗的东部。学者对银盘展开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银盘上面的神像还分好几层，不只有刚才我们讲到的最扎眼的那个神像。银盘的第二层有12个神像，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十二神[11]。而盘子正中的那尊青年男性的形象，有研究者认为可能是阿波罗，也可能是酒神巴丘斯，以此推断，这个银盘生产的时代在公元4到5世纪，而它的产地总归不出意大利、希腊或土耳其这几个地方。当然，对它的产地和制造时间，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比如，有的人认为它是公元2到3世纪，在罗马东方行省北非或者西亚制造的一件银盘；也有人认为它是公元3到4世纪，罗马帝国东部行省出产的银盘。这个其实都不太重要，反正我们知道，它肯定是来自西方的，沿着魏晋南北朝时期陆上交通线传到了中国内地。

　　我们前面提到，这个银盘上有一行大夏文的铭文，作为当今中国非常杰出的西域、中亚古代语言的研究者和试读者，林梅村教授就把它试读出来了——这一行铭文的意思是“价值个斯塔特”[12]，也就是个金币。大家想想，这个盘子如此精美，当然是价格不菲的，这个铭文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除了这种金银器，还出土了青金石，它在中国古代的时候被当作宝石[13]。现在有很多朋友喜欢收藏青金石，但是到目前为止，在今天中国的领土范围内，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发现青金石的产地。而自古以来，举世闻名的青金石产地是阿富汗东北地区。所以有很多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就认定，中国古墓当中如果有青金石出土，就可以判定它的来源是阿富汗。实际上青金石在中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有出土，比如在江苏徐州、河北赞皇、陕西西安的墓葬里边，都出土过镶嵌有青金石的物件。那么青金石的传入当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典型例子。

　　我们前面还讲到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对立，东晋、南朝如果要和西域或者漠北联系，往北是走不通的，因为往北走是北朝，道路被阻隔了。所以东晋、南朝就开发出一条新的路线——经过吐谷浑同西域和漠北联系。这条路线怎么走呢？实际上是沿着长江到益州(今天的四川)，然后到鄯善(今天新疆的若羌)，走一条和河西走廊大致平行的通道，因为要经过青海境内，所以这条通道叫青海道。由于南朝把吐谷浑的首领封为河南王，所以这条路又称河南道。当然这个河南跟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河南省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条道路是我国古代沟通东西方的又一条重要路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条路特别重要。因为对于南朝来讲，它可以说是和西方世界、漠北沟通的最重要的一条路。

　　过去我们对这条路认识不清，这条路的走向是从今天的兰州往西，经过青海乐都，到达青海省省会西宁——西宁是非常重要的，十六国的南凉当初就曾在此处建都。如果大家到西宁去旅游观光，可以发现西宁市区现在还有很多古迹。从西宁往北，从达坂山[14]口和著名的扁都山[15]翻越祁连山，就进入了河西走廊，也就是中外交通的大通道。东晋著名的高僧法显，西行求法，走的路线有一段跟这条非常相近，甚至重合，那就是从长安经兰州到西宁，再北上翻越达坂山到达张掖的这一段。我们知道这条路非常有意思，可以说四通八达，沿着岷江而下，甚至可以到达成都!这一条西宁到成都的路线，是南朝通西域的重要路线。如果我们发现南朝有来自西方的物品，那么很有可能是通过青海道传进来的。

　　在青海道沿线，我们确实发现了大量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文物和遗迹。年，就在青海西宁旧城区内的城隍庙附近施工的时候，人们发现了一个陶罐。这个陶罐是公元5世纪末埋藏的，当时的百姓如果遇到什么事(比如有战乱)，就把陶罐藏在这里。人们将其取出，打开一看，里面有银币数百枚。当然它们有些后来流散了，最终被征集回来的不到百枚，但是学者判断，其中有百余枚是萨珊波斯时代贝鲁斯王铸造的银币。贝鲁斯王是萨珊波斯非常有名的统治者，他的统治时间是公元年到年。大批银币在青海西宁被发现的事实，说明这些银币当时大量在这条线路周围流通。

　　年，在青海乌兰县的一个遗址中，考古人员还发现过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查士丁尼一世的金币。在青海道附近发现东罗马金币和贝鲁斯王的银币不是一次两次。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这条线路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研究和探索，这里有上千座古代墓葬，比如非常著名的位于青海省都兰县的都兰墓葬里边就发现了多种丝绸。通过对这些丝绸残片的研究，我们可以确定其中件是中原汉地制造的，18种是中亚、西亚制造的，它们已经混在一起了。这其中有一块织锦，上面织的文字是波斯人使用的婆罗波文，也就是我们平时讲的pahlavi[16]，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唯一可以确认的中古波斯文织锦。这块织锦在中国青海的发现，足可证明这条道路的重要性。